告别父亲的时刻

方扬

 

  送走了多雨的四月,依旧是阴雨绵绵。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顶楼工作间的天窗,雨水像随时会滴落到写字台上似的。伴着时紧时慢的雨点儿声,我一张一张地整理着这次从北京带回的照片,与父亲最后告别的那一幕又呈现在眼前。
 

  “方生教授遗体告别仪式现在开始。默哀。”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里响起了哀乐。我搀扶着母亲站在亲属行列里,心情和哀乐的节奏一样沉重……

  “我最怕听哀乐了。”两个月前,母亲在电话里对远在法兰克福的我说。那时,医生根据六个多月中、西医治疗情况告诉母亲,父亲的白血病已没有治愈的可能,身体每况愈下。母亲忍着绝望的悲痛,第一次和我这个独生子商量父亲的后事。在电话另一端的我根本无法正视这个问题,握着听筒呜咽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现在,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父亲走了。我不禁扶紧了母亲……

  “默哀毕。由经济学院杨院长致悼词。”

  被称为人民大学“跨世纪接班人”的杨院长比父亲年轻不止一代人。几天前,他代表单位到家里慰问时,曾谈到父亲生前经常平等地与他们这些年轻人交换学术观点,对父亲的人格魅力印象深刻,表示愿意为父亲打破经济学院近年来遗体告别仪式上不致悼词的惯例。

  杨院长的悼词着重介绍和总结了父亲五十年来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理论研究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父亲一生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操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联想到自己这十多年身在国外,仅因为工资远高于父辈而颇有成就感,我心里很惭愧。

  “向方生教授遗体告别。”沉重的哀乐重新响了起来……

 

  我微微抬起头朝父亲望去:他神态安祥,像是在睡眠中。“我不是想睡觉,只是输液时间长了就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我耳边响起了父亲在病床上的话。

  三个星期前,陪父亲做完疗效甚微的第六疗程,四个星期的探亲假就所剩无几了。眼见父亲的血像已坏到不能再坏的程度,明显地来日无多了,留下与离去之间的选择昼夜折磨着我。这个时候,父亲一边在母亲面前为我的归期一天天逼近而叹息,一边却一再提醒我及早确认机票。仔细听取了医生意见,我决定还是回去等候消息,让太 太来接替我。最终,不能让推迟返程的行动暗示父亲,死神的降临已指日可待。临走的前一夜我又失眠了。

  去机场的路上,最后一次来到医院和父亲告别,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该说的都说了。回去好好工作。”父亲拉着我的手说。看到他因无数次扎针而淤血的、枯瘦的手,我不觉一阵心痛,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安心治病。过一阵儿我再回来看你。”此时,我们俩心里都很清楚,这也许就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了,但谁也不愿把它点破。走到病房门口,我依依不舍地朝父亲望去,目光接触到他湿润的眼睛,我的心都要碎了……

  半个月以后,父亲突然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我赶到之前就与世长辞了。没能陪伴父亲到生命最后一刻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节哀。”人民大学纪校长第一个从松柏和花篮之间的通道走过来,握住母亲的手。他的到场有些出我意料,因为他前天看望母亲时曾遗憾地解释说,今天上午他要参加国家教委的会,不能来了。现在,他临时改变计划,在到场的各界人士和媒体面前体现了校领导的重视和关怀。

  “照顾好你妈妈。”八十九岁高龄的宋老郑重地对我说。这位“三八式”的经济系(近年来“升级”为经济学院)第一任系主任,今天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华达呢中山装,满头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他是唯一一个始终叫父亲“小方”的人。听到父亲得病的消息,他没和我们打招呼便径直赶到医院看望了父亲。八四年,他和父亲等五人一起编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一书,并在中央电视台开设系列讲座,对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前些年,在父亲等他早年的学生参与下,宋老用他多年积蓄的稿费建立了一个奖学金,而自己却每天提着暖瓶到水房花五分钱打开水,对时下盛行的年轻教师“下海”之风不以为然。

  从前排走过来的人当中还有父亲在经济系的老同事吴叔叔。他比父亲晚几届,曾担任“六·四”后的北京大学校长,至今仍活跃在政坛上。多年以来,尽管经济学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他们的私人感情一直很好。

  学术上,父亲不但具有很好的理论素养,而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思想开放,目光敏锐。在探索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时,他敢于直抒己见,从不人云亦云。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对商品生产、个体经济、市场经济、引进外资等方面“激进”的观点在经济系属于少数派,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八九年“六·四”以后,重新宣 传计划经济,批判有自由化倾向的观点,经济学界一时万马齐喑。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由于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思想一致,《人民日报》以头版通栏标题刊登了父亲一年前主编的《走向开放的中国经济》一书中他本人撰写的“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部份,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除了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和出版书籍外,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父亲先后到美国的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以及联合国机构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并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前两年,父亲把自己的一些重要文章编辑成上、下两集的《方生文集》,去年年初已出版。病重以后,他一再庆幸自己及时完成了这项重要工作。这一切使我想起父亲的挚友宋叔叔引用庄子名句作的一首挽诗: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所非即是。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虽死犹生。

  向父亲遗体告别的队伍在我面前缓缓走过,这一张又一张熟悉的面孔仿佛在对我讲述父亲一件又一件往事,使我在赞誉声中看到他那打着时代烙印的人生之旅实际是何等坎坷。

  胡阿姨年轻时的照片我前不久刚在父亲床头的《麦浪歌咏队》一书中见过,她是队里的女高音,也是女队员中最高的一个。此书讲述了四八年到四九年间,由台湾大学进步学生组成的“麦浪歌咏队”的成长,做环岛演出传播大陆的革命爱国歌曲,最后遭到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的故事。四六年考入台大农学院的父亲(原名陈实),参加了四七年“二·二八”起义以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推选为由六所学院组成的台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并担任“麦浪歌咏队”领队,每次演出前都首先上台发表演讲。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被迫于四九年三月离开台湾,到解放区后改名为方生,进入以陕北公学为前身的华北大学学习。父亲改名一方面受了乔冠华预示新世纪到来的《方生未死之间》一文的鼓舞,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在台湾白色恐怖下的同学。在后来发生的“四·六”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包围台大宿舍,捉拿学运分子,父亲的名字排在黑名单的第二位,许多同学被捕入狱。他们中间有的被杀害,有的被监禁在绿岛监狱长达十一年,有的获释后偷渡到大陆或去了美国。三十多年后,许多人才知道大陆的方生原来就是当年的陈实。

  刘叔叔是父亲四九年在华北大学的同学。在父亲早年为数不多的照片里,他们俩的一张发黄的合影从小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的华大校址在河北正定,编制类似于部队。父亲他们班一百多名同学打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当地一座天主教教堂前的毕业照,看上去很有象征意义。五零年进京以后,华大师生便转入了新成立的人民大学。二十年前,刘叔叔突然得了严重的胃病,怀疑是胃癌,生命垂危,父亲和其他老同学曾轮流在医院看护他,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才慢慢得到恢复。去年七月,一向身体极好的父亲,突如其来地被诊断出得了急性髓性白血病,紧急住院治疗。刘叔叔几次要求去医院看望父亲,我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医院看护白血病人的原则,像对其他许多叔叔阿姨一样,都婉言谢绝了。今天,他不顾劝阻,硬是拖着虚弱的身体来为老同学送行,让我于心不忍。

  作为父亲五零年攻读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时的同班同学,赵叔叔和庄叔叔过去是家里的常客,父亲最后一次参加毕业五十周年老同学聚会的照片还放在他办公桌上。这几个月,他们和其他老同学、老同事帮助母亲做了许多事情。父亲去世后,他们两位受命赶写父亲生平,几次来家里收集材料,徵求意见,并且帮助治丧委员会应国内外亲友的请求写了三百多幅挽联,为老同学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这些天,我深深感受到人们所说的:父亲走得太早了。同时,我也看到因此而有多少同时代人在为他而悲痛,为他送行。

  杨阿姨曾是父亲研究生班的俄文翻译。五十年代初,为了听懂苏联专家讲课,阅读俄文资料,父亲曾发奋学俄语。小时候,家里墙上唯一的一个艺术镜框就是父亲当年在俄语大队时得的奖状。为此,他还得了八十元奖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不久前,在谈到五十年代初“全盘苏化”的弊端时,父亲曾教我要历史地而不是理想主义地看待这个问题。握过我的手,杨阿姨还转达了她儿子和儿媳来自美国的问候。他们和我幼儿园就在一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七七年恢复高考时又一同考上大学。仪式开始前,我激动地看到他们作为晚辈赠送的一只鲜花花篮。

  金阿姨的名字父亲在医院里常和我提起,但她本人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了。今天在这里见到她,我百感交集。据父亲讲,五七年,有人检举他在外地讲课时散布右派言论,因为有抗日时期入党的金阿姨和另一个已故的叔叔在党小组会上为他辩解,父亲才幸免没被划成“右派”。时隔四十多年,父亲就诊医院的血液科主任恰巧是金阿姨从哈佛毕业的女儿。她尽管是父亲看着长大的,在治疗上依然严格按照科学办事。根据骨穿检查结果,她从一开始就婉转而又明确地向母亲和我交了底:父亲的白血 病属于很难治愈的一种,并对病情发展做出了与实际相吻合的“悲观”估计。那个时候,父亲自我感觉尚好,母亲和我从感情上都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判断。在以后的八个多月时间里,从著名老中医到美国药物实验室最新研究成果,她想尽一切办法将微小的治愈可能在父亲身上转变为现实,但终究回天乏术,最后只能争取延长父亲的生命、减轻病痛,像女儿一样尽了她所能够尽的一份心。

  一连好几个叔叔阿姨的面孔让我感到既熟悉又生疏,想来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父亲在函授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同事,印象最深的是从我六三年上小学到六六年文革开始的那段时间。当时,父亲担任教研室主任,这些叔叔阿姨经常来串门,和父亲不但谈公事也谈私事,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父亲的教研室有四个教研组,共四、 五十人,今天差不多都来了。父亲的学生、当年的年轻人现已年过花甲,有的我第一眼都没有认出来。与此同时,也有个别人让我见了心理很复杂:五九年“大跃进”时,父亲因常到各地出差,亲眼见到许多事实真相,忍不住对浮夸风谈了自己的看法,因而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党内批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做“深刻检查”,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六六年到六八年,文革从“揪走资派”进入到“群众斗群众”的疯狂阶段。父亲因为在台湾的那段经历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被逼着无休止地“交代罪行”,精神上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然而,父亲后来把自己历次被整的原因归结于时代的局限性,宽宏地原谅了当年起劲儿整他的人。

  陆叔叔我也有二十多年没见了,他使我想起父亲曾度过的三年干校生活:六九年,文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人民大学却根据“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被解散了,教职工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在昔日血吸虫猖獗的红土丘陵上修建“五·七”干校。陆叔叔和父亲先被编在同一个连里,后又一同被分到积肥队。 去年我第一次回国照看父亲时,他还有精力跟我一段一段地回忆往事,其中就有积肥队这段历史。那个时候,我在鹰潭镇上中学,父亲他们的积肥队经常到镇上挨家挨户地倒马桶。“我总害怕碰到你和你的同学。他们要是见到你的爸爸在淘大粪会怎么想?”父亲曾这样感叹地说。尽管没有留下一张干校的照片,当年的“五·七战士”在阴雨连绵的黄梅天里,头顶斗笠,身披蓑衣,脚踏胶鞋的形像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今天来的深圳大学副校长我以前并不认识。八三年深圳大学建校时,他还是中文系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现在也两鬓斑白了。从八三年到八六年,父亲曾担任深圳大学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他所做的许多超前性改革试验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影响。从那时起,父亲对特区经济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并主持创办了特区经济研究所。上个月在医院里,他还和我谈起进入WTO对经济特区的影响问题。

  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的李叔叔认识父亲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们最近十年的关系很密切。九二年,他们共同筹建了这家民间法人社团组织,在研究台湾经济、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前天,他让人送来刚刚赶写出的悼文:“热爱台湾,心系统一 ── 沉痛哀悼方生教授”。文章谈到,曾是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成员的父亲,以大陆著名经济学家等身份先后四次访问台湾,广泛接触了台湾各界人士,见到许多分别近四十年的亲友和同学。文章还首次披露父亲出于对台工作的需要,和 他在台湾大学农学院的老同学、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见面的情况。父亲对李登辉后来暴露出的台独面目极为愤慨,曾多次发表抨击“台独”的文章,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地之间建立“中国经济联合体”的主张。父亲还提出要借鉴台湾在发展经济中的经验,呼吁两岸面向未来,共同振兴中华民族。

  “我是香港《大公报》的。”一个年轻女记者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知道她就是昨天在电话里说要来采访的小孙。四月五日,小孙为了跟父亲约一个稿子打电话到家里,却意外地听到父亲已于当天凌晨去世的消息。于是,她立刻在电话里采访了母亲。四月六日,该报就刊登了父亲的讣告和题为“弥留之际记挂统一”的报导,比代表国内知识界的《光明日报》早了整整一个星期。第二天,台湾和美国的中文报纸也都纷纷转载了这个消息,各地的亲友很快来电、来函表示悼念。“李教授悼文的第 一部份已经登出来了。”小孙说着把一份当天的《大公报》交给了我。她们的工作效率之高令我惊讶不已。

  父亲老家福建省的代表方伯伯我很久以前就听说了,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他虽然资历很深,却谦虚地走在众人的后面。长期以来,父亲担任福建省政府的经济顾问,同时又是家乡连江县政府的顾问。这些年,父亲时常回老家帮助出谋划策,参加北京连江同乡会的活动,我在医院里读过的《游山玩水话连江》里就有父亲写的序 言。几天前,我为今天要用的父亲大幅遗像伤透了脑筋:父亲生前最满意的那张照片的底片倒是找到了,但是已严重损坏,根本达不到放大的要求。最后,多亏有连江同乡会的一位摄影专家大力帮忙,采用最新的数码技术,才及时解决了这一难题。

  父亲过去的研究生小桑,这次中断了在南方的讲学特地赶回来。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三十五岁就被评为正教授。我不在国内的这些年,他帮了父母许多忙,父亲病后更是如此,就像一家人一样。上个月在父亲的病房里,他曾向母亲和我介绍刚刚申请到的一个国家研究项目:关于外资收购(濒于)破产的国营企业问题。当时,我以为一直闭着眼睛的父亲睡着了。谁知,我们的话他都听进去了。小桑走后,他还强打精神和我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这几天,小桑为整理父亲的地址本、修改生平,常常忙到深夜。这次去南方讲学之前,他也是犹豫再三,最后也没能及时赶回来,为此他深感内疚,见了父亲的遗体哭得特别地伤心。

  岳母和父亲同龄,去年的一个事故使她现在行走非常困难,但她今天执意要代表病中的岳父来为亲家送行。文革中,岳母因为早年留学美国的历史被打成“美国特务”,蹲了许多年“牛棚”,使得两个孩子没有母爱而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尽管岳父岳母自己也是疾病缠身,父亲的病成了他们这几个月最关心的事情,几乎天天都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劝说忧心如焚而又疲惫不堪的母亲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岳母曾亲自去请她的老同学、血液科权威为确诊父亲的白血病把 关。岳父负责用电子信件把父亲病情的发展及时告诉我们。太太回国探亲期间,他们克服自己的困难,全力支持她在医院照看父亲,替母亲值夜班。父亲临终时有太太守候在他身边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眼见告别的队伍快要走完了,我稍稍为母亲松了口气:我和几个从南方来的舅舅阿姨,这几天最担心的就是她在今天这个场合下会出意外。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走在队尾的孙阿姨,她只叫了一声母亲的名字便泣不成声了。她先生既是父亲的同事,又是同乡和同学。小时候,他属于那种愿意和“小孩儿”交谈的“大人”,经常跟我讲福建如何出名人,他和父亲早年在福州上的“省高工”如何严格。三年前,他不幸因脑溢血去世,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里为他送的行。这些日子,孙阿姨经常来家里照 顾和陪伴母亲。今天,两位近半个世纪的老朋友在这里相见更是悲痛万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把母亲扶得更紧了……


  哀乐停止了。亲属最后与父亲遗体告别,平静了片刻的大厅再次充满了悲痛气氛。


  亲戚中间属堂哥最传统。这几天,他跟我讲了许多老家办丧事的习俗,此时,又突如其来地跪在了父亲身边。他父亲、我伯父早年留学日本,解放后在安徽大学当教授。五七年,伯父花了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中国婚姻史”刚刚被出版社接收,他本人突然被划为“右派”,教书的权力被剥夺,书也不能出版了,文革中含怨去世。后来, 父亲克服种种困难,重新整理了伯父的手稿,使这本书在伯母去世之前得以出版,了结了他们的一桩心愿,也填补了中国婚姻和历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这次,从父亲住院的第一天起,堂哥先后四次请假从深圳赶来看护父亲,陪伴母亲,父亲临终时也守候在身边,做了我这个儿子该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

  和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是表叔。他先是跟着父亲去了台湾,后来又跟着父亲到了解放区。五七年,他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被送去劳改,因而很晚才结婚。文革中他再次成为斗争对象,夫妻双双下放农村,曾托付父亲照看他们幼小的女儿。表叔刻苦钻研,自学成才的故事父亲跟我讲过许多遍。父亲住院后,他每个星期天都自备口罩,定时来看望。父亲需要理发时,他随叫随到。遇到我在病房里,他总是跟我讲父亲很少提起的老家的故事。最后几个月,父亲一再跟他说:“你走吧,我不能 陪你说话了。”但他每次不坐满一个小时不肯走。今天,他亲手用鲜花编制了一个纯白的、没有挽联的花篮,放在父亲遗体前,表达了他对父亲的一种特殊的敬意和怀念。

  儿子今天没有到场。照父亲“给孙子留下一个好印象”的意思,前几个月,在父亲状况相对好一点的时候,我们曾让儿子单独回国看望了爷爷。爷孙俩共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然后心照不宣地作了最后的告别。状况恶化以后,父亲还惦记着爷爷奶奶今年给孙子送什么生日礼物。四月四日白天,我一听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就买了回国机票。晚上,我正在家里准备行李,太太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里突然传来父亲心跳停止的噩耗。尽管作了几个月的思想准备,我还是被这个悲痛的消息给打倒了,忘记 了周围的一切,坐在电话机旁失声痛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儿子含着眼泪站在一旁,默默地陪伴着我…… 擦干了眼泪,儿子和我一起动手,他扫描照片,我写说明和简历,共同为父亲建了一个纪念网页,把网址寄给世界各地的亲友,一直干到第二天黎明。今天,我们按照规矩把儿子的花篮放在了父亲脚下。挽联上写着:“爷爷,我爱你。”

  

  这个时候的母亲已精疲力竭,但依然用福建家乡话呼唤着父亲的名字,久久不肯离去。

  八个月以前,母亲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父亲得了白血病的消息时,几乎昏了过去。在另一只话筒里同时听到这个消息的父亲却镇静地安慰母亲:“现在,白血病不一定就是绝症,不是还有百分之十到三十的治愈率吗?”

  几十年来一直是母亲身体不好,动过四次手术,住院更是不计其数,每次都是父亲跑医院看护母亲。从去年二月开始,父亲频繁出现低烧,白血球持续偏低,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也没查出确切病因。七月,父亲不顾母亲的劝阻,随“西部大开发”的专家团去边远地区考查,旅途上就感到身体不适,一边坐车一边吸氧。回北京后,通过骨穿检查出骨髓里癌细胞已高达60%

  从那时起,母亲不顾自己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将全部身心都扑在了父亲的治疗和护理上。她请了全市最好的中、西医为父亲会诊,有的退休老医生她还亲自到家里去请。她每天五点多钟就起床,炖西洋参,熬中药,烧饭,带到医院。虽然请了护工,但无论刮风下雨她一定要亲自去医院,因为她觉得,能够多照顾父亲一天,就多了一份安慰。有一次,她滑倒在雪地里,两个膝盖都摔肿了,还一步一步地挪到病房,不让父亲知道她受了伤。每当这种时候,母亲就会叹息:只有一个孩子太少了。

  只要对父亲治病有利,自费买多贵的药品、医疗用品和营养品母亲都毫不犹豫。父亲劝母亲:“不要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在我身上。”母亲则总是说:“我现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才不后悔。”另一方面,对自己,母亲却处处节约,去医院的十二元出租车费总也舍不得花,而是拎着大包小包去挤公共汽车。

  最后的两个月里,只要父亲晚上一发烧,母亲就一定要陪在病房里过夜,生怕父亲“出事儿”的时候没有亲人在身边,经常连续三十六小时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妈妈实在太辛苦了!”这句话父亲不知对我说过多少遍,其他叔叔阿姨见了我也常常这样说,都担心母亲会先垮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隐瞒了血像恶化的实情,也许父亲的确觉得“该说的都说了”,临终前,父亲没有讲电影里那种意味深长的告别话,只是断断续续地对一直守在病床边的母亲说:“你…吃…饭…了…吗?”

  最后一次站立在父亲身旁,泪水在我眼睛里浸没了他那安祥的脸,脑海里又浮现出他往日的音容笑貌。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坐在办公桌前写东西。夜晚我上床以后,他就用报纸遮住台灯“开夜车”,留下一线暗淡而柔和的光伴我进入梦乡。我小时候非常调皮,祸不知闯了多少。有一次,从二层楼跳下来摔断了腿,是父亲背着我去了以骨科著名的积水潭医院。在鹰潭中学上初一时,我曾是“政治思想落后”的典型。有一天,班 里开了我的批判会后,一个人冒雨走了近三十里的夜路跑回干校,是父亲把我送回了学校继续学习。无论出了什么事儿,父亲从来不训斥我,更没有打过我,而是耐心地和我讲道理。有时,我实在太让人生气,妈妈批评我的措辞严厉有余,父亲常常会意地朝我眨眨眼,事后对我说:“妈妈用意是好的,要懂她的心。”从小到大,父亲对我身教重于言教,丝毫没有家长作风。他不曾刻意把我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却为我的每一点进步而欢欣鼓舞,让我逐渐懂得怎样做才是他所期望的。父亲一向尊重我在“学文科危险,学理科保险”年代报考了北大理科的选择,但他似乎更愿意我从事社会科学。从我中学写的幼稚的侦探故事、大学写的类似“伤痕文学”的小说,到前几年在《中国作家》上发表的散文,他都细心地保存了起来。

  在大事儿上父亲是个很严肃的人,在“非原则问题上”却从不计较,有着很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父亲为人心地宽厚,谦虚随和,他的风度和涵养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十年来,父亲工作虽忙,但一直尽力为同是人大教员的母亲分担家务:他每天早上也提着暖瓶到水房打开水,曾被爆炸的暖瓶烫伤过腿;伏案工作前, 他都先把家里的灰尘上上下下擦一遍;自从我离开家,他就揽下了洗碗和收拾厨房的活儿。父亲有几个拿手菜,一有机会就亲自下厨房。有一年,我回国前故意没有通知父母,推开家门,正撞见父亲系着一条油迹斑斑的围裙在厨房里炸鱼,他那喜出望外的样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同样使我难忘的是母亲八个月前电话里那焦虑万分的声音,她的话如晴天霹雳:爸爸得的是白血病,已经开始化疗。当晚我彻夜未眠:这怎么可能!?开朗的父亲身体一向多么健康…… 什么化疗,不就是往静脉里注射毒药吗!?慈祥的父亲怎么可以受这样的折磨!?…… “还有几个月时间”这样的厄运难道真的落到了我自己的亲人身上!?…… 第二天和父亲通了电话。带着熟悉的乡音,父亲把他的对策归纳为“面对现实,坦然处之,认真对待,积极配合”。谈到化疗,他还风趣地说: “我们这儿不是和尚就是尼姑”。父亲镇静而乐观的态度使我渐渐恢复了常态。

  此后,父亲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配合治疗,另一方面还关心着一些“与己无关”的事儿,每天定时听国内外新闻,不时和身边的人讨论一些时事问题。身患绝症,父亲却很少为自己考虑,牵挂的常常是亲友的事儿。即使到了病重阶段,他还总想着怎样少拖累我们,忍着化疗和病灶带来的痛苦尽量自理。包括妈妈和我,不管谁帮助父亲做了一点儿事情,他都要说一声“谢谢!”。我有时干事儿毛手毛脚,被父亲叫住,过后他总说“对不起,我刚才有点儿急!”。那一阵儿,北京正遇上沙尘暴。看着家里上上下下的灰尘,母亲不禁触景生情:“爸爸再不能帮我擦灰了。”

  上次回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喂父亲艰难地喝完了半碗粥──两个月来他勉强能够咽下的晚饭。沉思了许久之后,他平静地对我说:“这次得病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照顾我,你也回来几次了,特别是妈妈,为了照看我,自己的命都快搭进去了,谢谢你们,我知足了。人们常说,死亡对死者是一种解脱,对生者是一种痛苦。我觉得死 亡对生者也应该是一种解脱。”听着父亲的话我心如刀绞,眼泪夺眶而出……

  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我的哀痛。“爸爸,你安息吧!”这是我扑在父亲身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雨还在不断地下,雨点继续敲打着顶楼的天窗。望着写字台上父亲的遗像,忽然意识到今天是失去父亲后的第一个“父亲节”。没有香火,也没有鲜花,我只是把这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写进了父亲的纪念网页,以寄托我心中无限的哀思。

 

2002年5月于法兰克幅